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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象中的木角弄

  母亲一屁股坐到门槛上。好一会儿,她愤怒地吼道:凭什么?商量都不跟我商量,你一个人去,我不走;你是厂长、党员,我老百姓一个;表决心、戴红花的是你不是我;户口本给我、给我,要迁迁你的,你一个人下放去吧。母亲“呜”地哭起来,那哭声久久盘桓在院子上空。

  别看就一句话的歌曲,当年,整个木角弄的孩子是一个不漏全都会唱,而且绝对不走样。实际上真要唱起来,那是相当的有难度。唱的时候,嘴巴一边说词,舌头一边还得跟着卷音发声。而且,发一个字的声,舌尖上得同时带出一个响而脆的“嘚”音。七个字,就得发出七个响而脆的“嘚”。杏英嗓门粗且大,也不怕难为情,一张嘴竟唱出满腔的沧桑。大家能学着她的调,却学不来她的腔。自然,那会儿我们还闹不明白何为沧桑,但是,她常把我们一个个都唱得愣在那不言不语,竟想哭出一把泪来。当年,我们兄妹间吵架,谁要想治一治对方,最拿手的一招,便是搬出杏英这一首,它绝对能唱得人头皮发麻,既恨又怒,就看谁的嘴皮子利索了。

  脏就脏吧,杏英还专喜欢在家门口坐着干这个活。一只篮子,一把剪刀,一只手套,一边拆一边自说自话、自得其乐唱山歌,也不知唱的什么东西。记得最传奇的一首是这样的——“我吃鹅蛋我吃鹅,我吃鹅蛋我吃鹅。”一首歌一句唱词,就一句,反反复复,绝对的自编自创。后一个“鹅”字也不知是“鹅”还是什么,谁也搞不懂,我们也从没问过杏英,反正跟着唱就是了。

  1969年底,一天傍晚,太阳快下山了。冬日的阳光照在院墙一角,散发着丝丝温暖。母亲下班到家,她比往日早了些。进门放下包,母亲不急着做饭,却是到处找东西,抽屉、箱子到处翻,也不知找什么。大冬天的,母亲一头汗。一搭没一搭问姐姐:看见户口本了吗?姐姐奇怪:什么户口本?没见过。

  实际上,并没有谁教我或跟我正式说起过它那名字,问题是我竟早早叫出了它的名,直到我10岁离开那里,离开这座城市,木角弄却一直印在心底。

  大院的门有点特别,它比里面的院子竟高出好多(实际上,院子的正门在南浩街上,这边原本是后门)。走进大门再到院子,仿佛要经过一个过道,过道里是一级一级台阶往下走,台阶总有六七级,然后才到里面院子。空手上下不成问题,负重是极费劲的,尤其老人孩子。记得后院的好婆,每次出门上台阶,总见她弯下腰来,然后一手撑着大腿,一手靠着墙壁,一步一步往上去,看着好吃力。

  距离弄堂口不远的第三个门洞,曾经是我的家,那是个老式的石库门大院。这处院子,据说原先它是城里一家糖果厂老板的私家宅院,公私合营那会儿,老板的家人先后离开了大院,老夫人却留在了原处。当年,我们这些孩子背地里都叫她“老太婆”,或者叫她“资本家老太婆”。老太婆给人的印象,与一般家庭妇女到底不一样,齐耳短发从来不曾走样,一丝不乱;衣服说不出有什么特别,整整齐齐,好像一直是挂在衣架上的那样,找不出皱褶。老太婆长得很标致,即便六十好几的人,依然见得到当年的风采。不过她进来出去,永远是沉默寡言,一年到头不要说笑脸,与大院里的人哪怕一个眼神也是少有。她就是不说一句话,每要出门,总是算好在无人进出的一刻,一个人静静地出、默默地回,不知道的人以为她无儿无女、孤寡一人。

  每次看到哥哥姐姐为了挑水吵架,隔壁的杏英就起哄嘲笑。其实也没什么好笑的,杏英跟姐姐差不多大小,也是十来岁的女孩。这杏英,一天到晚没别的事情,就会拿个大竹篮子,里面装满一篮子脏兮兮、黑窟窟的纱手套,整天拆啊拆,把一只只纱手套拆成一把把棉纱线;然后,拿去外发加工站交货,赚得一点手工钱。那个纱手套实在是脏,一只没拆完,眼睛鼻子已是黑不溜秋,尤其鼻孔,老远只见两个黑洞洞。

  晚上父亲回家,母亲奔过去劈头问道:你拿户口本没有?父亲并不回话,他拉过母亲的手叫她不要着急,有话慢慢说。母亲还是那句话:拿户口本没有?父亲看着母亲,好一会儿才说:拿了。拿哪去了?交上去了。交哪了?单位里。

  那时候的孩子差不多都是这样过来的,大人们不会,也没有时间与心情关注孩子的功课。我们课外所知,多是自家长们日常交流中无意间听得的一句两句,所谓耳濡目染。成人世界的一些东西,不经意间便传到我们孩子这里,天长日久,便成记忆。以至后来有关家乡、故乡的话题,我竟不由自主、一古脑全把它聚到了木角弄这条陈而旧的小弄上,仿佛只有这样,一切才顺当,也更符合逻辑。然后,一件件、一桩桩,对号入座,岁月的画面渐次有序地展现在眼前。

  木角弄,石路阊门外极普通的一条小弄。说普通又不普通,总觉得弄堂的名字有点特别。我曾经为此设想过多少次——或者是因为弄堂的狭窄,或者是这里曾经开过木材行,于是,就有了这么个名字?不光名字特别,整条弄堂就像它的名字那样,两侧高墙真的就把青砖小弄挤成了一条缝。木角弄细长逼仄,成年累月的暗赤赤、湿乎乎,即便有点阳光,也是稍纵即逝的中午那么一小会儿,太阳稍一偏西,弄堂里又见灰暗。

  亏得杏英就知道拆啊拆、唱啊唱,无所谓好歹难看、脸上脏或不脏。想来她是做得实在无聊又辛苦吧,所以常会坐到大门口来,找个法子透透气,寻点新鲜。别看杏英人不大,却能吃苦,一天能拆出好些货。否则,她的寡妇妈妈,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老太婆,真不知如何生活了。

  空桶出去没问题,装满水回来情况便不同了。两个人挑水,平地走还算好,问题在进大门下台阶那一刻。姐姐大一岁,一般哥哥在前,姐姐在后,矮的更矮,高的更高,原本好好的水桶,绳子“唰”一下滑到后屁股,“嘭”一下桶底打到台阶上,一桶水立马成半桶水,过道便成冲突多发地。哥哥怪姐姐,姐姐说哥哥,一个台阶上,一个台阶下,杠棒推来搡去,绳子移来挪去,哥哥怪姐姐水桶太靠前,姐姐坚持水桶是正中。有一回,姐姐脚下一崴,一个屁股坐在地上,爬也爬不起来。长大后,每到刮风下雨都要发老伤,母亲却是一点不知道。教训多了,到后来,哥哥姐姐再到台阶边,挑着水桶就像螃蟹着陆那样,相互偏着横着走,高低差距相对减少了,水桶也容易下台阶,水也不再晃出来。这样的老皇历,今天不多见了。

  没过几天,家里突然来了几个叔叔,从来不认识。进门不多会儿,他们便开始搬家具,床啊桌子板凳,能拆的拆,不能拆的就归拢一起,然后大段大段的草绳、草包包扎捆绑起来,零碎的东西装到一只只木板钉成的大木箱里。等到第二天我们从地铺上醒来,家里已是空荡荡一片。母亲不再说话,父亲带着一家人出了木角弄,乘上一辆候在弄堂口的卡车,很多人敲锣打鼓将我们送到了平门护城河码头。那里,人山人海,河面上一只只大轮船,船上船下一片哭声;我们一帮孩子却如鱼得水、少有的开心,且看四周热闹非凡,到处红旗招展,人声鼎沸,锣鼓喧天。殊不知,走出木角弄那一刻,便是我们全家农村十年的开始,那年我10岁。

  上世纪六十年代,城市居民还不曾通上自来水,家家用水得到弄堂口的老虎灶上接。父母亲上班,哥哥姐姐稍大点就帮着做些家务,比方说给热水瓶泡个水,缸里没水就去老虎灶挑水。哥哥姐姐开始挑水的年纪不过八九岁吧,两个人站到桶边,那桶口差不多都到他俩半腰上。人家一根水筹两铅桶水,我家一根水筹一木桶水,因为我家水桶特别大,两人抬着一桶水,先要将桶把上的绳子在棒上挽几挽,方能将木桶抬离地。我家水桶大,棒也特别,是那种粗粗壮壮的圆竹棒子。父亲说,棒子经得起分量,扁担不经用,不会用扁担的人,挑起东西容易两头翘,不好掌控。想想,那时的家长真是粗放型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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